昨天整理东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些儿时的照片。于是点点回忆便随着那些斑驳的影像汹涌地扑面而来。今天不说什么了，自己看吧：

第一张：在我家的老房子。好像从小就有点那么桀骜不驯的味道。

第二张：我们一家三口在山西。很久远的回忆吧。那会还是个“拇指”姑娘：）

第三张：我家就在黄土高坡，看到我典型的娃娃头了吧。还有一身儿土土的小花袄。

第四张：我记得这张。妈妈在一旁用小石头丢我，这是我“反击”时，爸爸抓拍的照片。

第五张：姥姥，妈妈，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大美人：）可惜我没有遗传到~~~~~

第六张：小时候很喜欢跳舞。这张还是在幼儿园。舞名《拾稻穗的小姑娘》猜猜看哪个是我吧：）

第七张：小时候真的很瘦，也很乖。这个大概是我5岁的时候，在北京香山公园。那次是爸爸背我上去的。

第八张：我和表妹。好像小时候眼睛也蛮大的：）

第九张：这张照片就很近了。我和我的兄弟们。瞧他们一个个都人高马大的。我是奶奶家这边孩子中唯一的小姑娘，也就格外受宠一些：）

第十张：贤惠的妈妈

第十一张：帅气的爸爸

终于放手了，一个简单的电话，结束了一切。是痛，是我伤了别人，还是别人无法原谅我的冷酷……

终于知道决绝的滋味，无论是谁，施与者还是接受者都是受害的一方……

终于知道自己不是永恒的她，

终于知道他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他。

我举着手机，听着那刺耳的忙音，仿佛下一刻就要蒸发；

我躺着，神经粘在空洞的远方；真的，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

（接上文）

一直留着这样的小男孩头直到上大学。在我上大学那会儿颇流行碎发。很多女孩子喜欢把头发削得薄薄的。那种沿着头部的曲线平滑而落的感觉倒也美得大方自然。我没有刻意去追这个潮流。而且在学习忙起来的时候，我根本无暇顾及头发是长了短了，薄了厚了，更别提是什么样式。现在想想觉得奇怪，在那个本应该是女孩子最值得灿烂的年纪，我竟然每天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灰头土脸地过了2年。不过也难怪，为了出国这一庞大工程，我把多少青春岁月搭在了图书馆的301自习室，我把多少脑细胞淹死在GRE的海洋，我把多少娇美容颜奉献给了马不停蹄的考试……头发这等身外之物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我搁在了一边。经常是随便把头发一扎就出门了，最多也不过是通过变换头花来显出我少女渐渐陨落的特质。悲哀吗？我不知道，似乎也没时间去想。直到大三，听说TOEFL考试需要两寸近照，我这才慌忙想起来该打理一下自己这片久未耕耘的荒地。那时候头发已经很长了，已经过了肩膀；尽管没什么层次，但却依旧浓密黑亮，偶尔甩一下还是可以让我陶醉半天。然为了考试，大概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我决定换个新的发型。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午后，我逃了一节计算机课，跑到北大南门的“名士”发廊做头发。这算是北大周边档次颇高的一家了，发型师都是一水儿的男色，美容小姐也是及近“谄媚”和做作。我的头发虽不是什么大买卖，但也让我享足了做上帝的滋味。印象非常深刻，刚一上来就有一俊男问我想做个什么样子。我是颇为爽快一女子，回答也干脆：“您是专家，您就看着来吧。您觉得什么发型适合我的脸型，就什么发型。不过，不要太时尚，简简单单就好。还有，我这是为了考试照像。”估计大哥看我也真是没什么主意的人，也就不再搭理我了。只见得剪刀翻飞，落英缤纷。我本试图看看他要往哪个趋势上打扮我，但是又偏偏没戴眼镜儿，只能看到镜子里模模糊糊地一团。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吧，俊男揭下了包在我身上的白单子，用一个扑子掸落残存在我脖子里的头发，然后指示我自己照照，看看满不满意。于是乎我慢慢吞吞、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戴上眼镜：镜子中是一个娴静的女生。想来“娴静”大概是当时形容我的最恰当的词汇。头发不长不短止于颈部，服贴地勾勒出一个平滑的轮廓。发梢部分向外微翘，刘海儿细密而有规则。红润的脸庞，简洁的紫色无框眼镜，还有那个有些桀骜的微抬的下颌，一切仿佛浑然天成一般，我安安静静地站在镜前，一种无以言说气质在一瞬间被无限完美地烘托出来。我情不自禁地转了个身，情不自禁地摸了摸柔软的发，一抹深深的笑容在镜中那个姑娘的嘴角荡漾开来。

换了发型好像获得了重生。在冥冥中觉得一个新的自己被塑造了出来。那滋味真的无比舒畅，看什么都觉得美好：去除了那么多烦乱的发丝，身子变得轻盈了，走路的时候竟莫名其妙地只想用脚尖着地。抬头，北京的天也破天荒的蓝了。余光所及之处，甚至觉得男孩子看我的眼神似乎都多了些许暧昧的味道。女人啊女人，异想天开的最忠实拥护者。有时候吃一个糖豆儿都能幻想着那就是被爱情融化的滋味。在某种程度上我把更换发型看作是生命又一个行程的开始。精神气儿也因此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步入社会，我是突兀的，是格格不入的，无论是性格还是外形。也许是因为出国梦想戛然而止的忧伤，也许是因为被迫工作的不情愿，我多少带着一点点，甚至是刻意保留着那份年少的莽撞，那份学子的棱角分明——我不愿意这社会污突了我曾经凌厉纯净的气质。后来听同事讲，我进办公室的那天，他们突然觉得眼前一亮：一个小姑娘，两条麻花辫儿，素雅的银灰色连衣裙，学生气十足地被领了进来。说话轻轻的，且言必称老师，同时报以羞赧的微笑……这会是我吗？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两年前，我竟然是以这样一张素面朝天的面孔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说到我的麻花辫儿，还有点故事儿。我喜欢编麻花辫儿，不是故意假扮清纯，也不怕别人说我这样的打扮像当年的知识青年，只是为了印证我心中一个十分美好的幻想。很小的时候，曾经偶然间看到一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一张16寸的黑白照片：一个姑娘，左臂搭在一排很长的栏杆上，右臂闲逸地自然下垂。她的身子因开怀大笑的缘故而有些前倾，一条乌黑的麻花辫顺势落于胸前。我真不知如何形容她的笑容，只感觉那是一副可以被叫做“恋爱中的少女”的油画。她的眼角眉梢洋溢着青春跳跃的激情，她的举手抬足浸透着少女简约的轻盈。是的，那就是我的妈妈。看到照片的一瞬间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梳着麻花辫儿的少女在我心底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纯美的象征。因此，在我工作的大半年里，我迎着众人异样的目光坦荡地梳着麻花辫儿。虽然和时尚潮流的办公环境有点风格碰撞，但我想，或许我的出现也给这色彩缤纷的假面世界带来了些许清凉的风。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在周而复始的办公室生活里，在人际关系复杂的明争暗斗中，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个当学生的梦想渐行渐远，突然觉得自己无力再支撑一个无人喝彩的信念，清爽的麻花辫儿似乎再也不能唤醒我丰富的内心，周身上下的学生气也在开始在乌烟瘴气的流言蜚语里慢慢融化。我感到有点儿疲惫，我想索性就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这样我或许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于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我又一次去做了头发。烫发，一个在我心里一向被认为是成熟标志的发型成了我生活转型的标志。以前做头发总是令人欣幸愉悦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一次在发丝飘落的瞬间泪水会无声地滑过面颊。迎着妈妈诧异的目光，我有些怅然地说：“有点儿心疼留了这么长时间的头发。”然而我真正心疼的是什么？我想挽留却在留不住的又是什么呢？终于，我成了一个幻想中的洋娃娃，一个长长卷发，圆圆脸庞的娃娃。我又一次站在镜子前，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这洋气十足发式不那么搭配，一种视觉的冲撞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旁。我没有情不自禁的转身，我望了望镜子中那又有点儿陌生的女子，落寞地走了出去。

所有人看到我都说，我还是卷发好看，人洋气了，也精神了，而且颇像日本少女，“好哇依内”。妈妈尽量把我往公主上倒饬，各种带花边的裙子，衬衣装满了我的衣柜。慢慢地，我接受了这些评价，有时候擎着这样的评价，心里也迷乱，看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是我记得去签证的那天，我不自觉地又回到了那个最本我的学生状态：一个麻花辫儿，一条灰色裤子，一件淡蓝色体恤衫。

来了美国，护理头发成了一个大问题。很贵，而且听说发式也颇为难看。所以我就干脆地再次任我的卷毛恣意的疯长，直到现在齐腰的长度。大概是因为水质和学习压力等多方面原因，我开始频频落发。每次洗完澡仿佛都能在浴盆里拾起一把发丝。我有点心疼，有点怀念小时候那种黝黑头发的韧劲。我大概是三年前染过一次头发，当时害怕别人发现还特别染成与黑色极其详尽的某种棕黑色。想来过了三年，那时的染发效果早就应该在时光的流逝中挥发了。但是现在我却经常被人问起是不是染过发，还问我用的什么牌子的染发剂。我哑然失笑，低头看看散落在胸前那几缕赭石色有点发干的头发，不禁怅然若失。

曾几何时，我是有一头漂亮的，乌黑的，笔直的，令人艳羡的头发；曾几何时，我是那样的单纯、率直、坦诚而轻灵；曾几何时，我是朴素的，是干净的，是美丽的……

头发，女人最反复无常的象征。尽管时而任人摆弄成各种姿态，但在我看来她却是相对独立于我身体的一部分。她有她行走的轨迹，有她倔强的脾气，有她的柔美的身躯，也有她缜密多情的心绪。就像是生活在我体内的另一个自己。于是在决定写她的时候，我几次下笔几次作罢。因为关于她的故事太多了，多得好像是要回到从前，把我这四分之一个百年从新回忆一遍。

8岁以前好像一直是妈妈在给我剪头发。像大多数妈妈一样，打扮女儿成了她们实现儿时夙愿的大好机会。以前穷困的时候没有洋娃娃给她们折腾，现在冷不丁多出一个我这样活生生的娃娃来，她的干劲儿自是不必言说。很自然，我的头发就成了妈妈抒发胸臆的最主要道具。或许因为那会儿正在流行山口百惠的《血疑》，也或许是因为排球女将们影响了妈妈的审美取向，于是在她的精心揣摩下，我留起了日本娃娃头：齐齐的留海儿，黑亮黑亮的扣边儿短发，再加上我那张天生圆鼓鼓的小脸儿，构成了多少年来我一个招牌式的造型。也正是之于此，在那个是个女生都梳马尾辫儿的年代，我的发型有了那么点特里独行的味道，尤其是山西的那个小山沟里。我时常穿着小海军短裙，蹦到镜子前，在最原始的臭美心理的驱动下，照个半天。每每有灯光落下的时候，发冠上便会自然地出现一个光亮的圈儿，我左右晃晃，它就随着发丝的流动而自然平滑地位移，柔顺而服贴，感觉上就好像是一团锦缎上的光泽一样。那个时候我一度是疯狂迷恋着这样的幻象的。

后来来了北京，人也大了一些，剪头发的任务就自然移交给了理发店。虽说发式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家中长辈似乎只认可我那一贯的娃娃头。尽管我曾经多次抗争，多次要求像其他小姑娘一样蓄发为侬，但怎奈何爸爸妈妈总是用“别臭美，要好好学习”这样冠冕弹簧的理由来扼杀我的爱美之心。于是几个回合下来，我也就不做争辩了。想想看，或许在他们眼里我永远只是那个穿着小裙子蹦蹦跳跳的小姑娘。也或许他们只是希望在我身上找到对失去青春的缅怀。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三。

高三伊始，我借口着好好学习，表个考上北大的决心，在爸爸妈妈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私自剪了一个干脆利索的小子头。当时我还特别要求理发店的小姑娘要用推子把脖子上的头发搓上去。我依稀记得那“滋滋”作响的电推子沿着我得脖子向上攀登的感觉：很痒，就像有个小蛇在细细索索地摩挲着。大概脖子上有个什么穴道吧，每每推子经过我的右颈，腰部右侧便像有个小绳子牵着一样，一阵阵地痒。于是我常常挺直腰板儿，用手使劲儿抵住腰部，从镜子里看那姿势就像是要英勇就义。妈妈说我这是返祖现象，说那里面痒痒的是我没有长出来的猴尾巴。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她不喜欢我这个造型说的气话？然而木已成舟，妈妈再怎么不甘心也奈何不了这一时半会儿长不出来的头发。我倒是很得意，依旧在镜子前照个不停。尽管她说我的头发是傻的没边，但我却坚信这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我怎么就看着自己有点香港明星陈法蓉的味道。

——未完待续

我五岁那年，家里从大坡上搬进了临街的楼房。这是一栋6层楼，一楼是商店，二楼以上是住户。搬新家总是让小孩子特别兴奋。还记得刚去看房的时候，家里还满是那种碎碎的木屑，我故意趟着走，让那些细小的颗粒钻进我的小布鞋，痒痒的，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满屋子弥漫的那股新家刚刚油过漆的味道，绝不是那种刺鼻的辛辣，反而是一种特别的清新。我顶着这样的清新满屋子乱转，像个小动物似的这瞅瞅、那看看，还时不时地跟爸爸妈妈说：“我得小床放在这里”，“不不不，还是把我的板凳放在这儿，别忘了也得给我的小乌龟找个地方”。

其实那时候每个家的陈设都是差不多的。爸妈结婚时的双人床，五斗柜，缝纫机，舅舅后来给做的写字台，还有一个爸爸找几个工友一起攒的沙发，所有东西放进这个不大的两居室里竟显得空空荡荡的。那时候的我似乎已经开始懂事了，坚决地要求要自己单独睡一个房间。其实当时我还是满害怕的，因为我们家外屋的对面就是那典型的黄土高坡，大风经常从坡上刮过也 不是什么稀奇的风景。我记得外屋的门总是关不严，而且好像轴上一直缺油，于是有风经过，门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然后挤出一条黑漆漆的缝子。那个时候厂里的闭路电视正在热播香港拍的那部经典的《射雕英雄传》，于是乎各种关于梅超风同志要吃小孩儿的联想就在那一刻无限膨胀，吓得我把整个头都埋进被窝里，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在我小脑袋里竟然认为只要自己装死，梅大姐是不会发现我的。

当然一到星期天早上，我还是会抱着被子赖赖地跑到爸爸妈妈那屋，爬上床挤在他们中间。然后听爸爸讲讲今天的计划。那年月也没啥娱乐活动，却活得特别开心。我很庆幸，爸爸妈妈都是生性乐观向上的人。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也前所未有的积极的参与着生活。周末，我们家总是有几个必须要干的事情。第一项，爸爸要洗两大盆衣服。家里那时还没有洗衣机，于是印象中总是爸爸系着条围裙，站在厨房的洗手池旁边，用力的搓着。阳光从窗子打进来，留下他一个特别高大的侧影。第二件事情，就是妈妈去市场买菜。一趟买菜下来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我总喜欢跟在妈妈后面，听着她和老乡们讨价还价。我还会央求着妈妈给我买个老乡烤的油酥火烧。尽管妈妈总是嫌那个不干净不给我买，但有时候也拗不过我的哭哭闹闹。那会儿不像现在这样一到超市就有收拾好的鸡鸭，家里都是买活鸡的，活鸭回家宰杀的。现在想来，生活真是锻炼人啊，像妈妈那样娇小柔弱的江南女子，最后还是不得不学会如何将一只活鸡变成我的盘中餐。我曾经看过她杀一只大公鸡，我可以肯定那一刻她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为了给生病的我做一碗鸡汤她还是要强装一个妈妈的坚强。关于鸡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一次爸爸买了只鸡回来，放在阳台一会儿的功夫，没想到她竟下了一个蛋。于是把她小心翼翼地养起来，两个星期的功夫她竟给家里下了满满一饭盒的鸡蛋。每次都是我去捡鸡蛋。老母鸡总是缓缓地起身，站在一旁，然后默默地看着我；小小的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经常拿了鸡蛋沒头就跑。只是现在回想起来，突然觉得那熟悉的目光像极了妈妈。第三件事情，就是吃过饭，爸爸会骑上他的二八大车，前面带着我，后面带着妈妈，再背上他的海鸥牌照相机去周围最近的县城儿逛逛。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一路上竟是爬坡，有一段路甚至要下车推着走。但是爸爸似乎总是有使不完力气和精神儿，每周都要去玩，每周都要去逛。

话题扯得有点远，再转回来说我们家的那个两居室。妈妈在外屋我的床边放了一个折叠桌，于是我们吃饭的地点就固定在这里。由于是住在厂子的宿舍，所以我们中午都是回家吃饭的。我还记得当时家里已经买了那个熊猫牌的收录机，于是中午的时光就大都是伴着牟云的午间半小时度过的。很喜欢听她的声音，那种亲切、舒缓、大气的感觉成为了我童年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说这个外屋，一到冬天是要架烟囱生炉子的。每天回到家，爸妈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找柴火生炉子，然后从楼下的杂货屋里扛几块蜂窝煤放在里面。说来也怪，我从来不害怕那燃烧的滚烫的火炉，甚至喜欢探个身子向火炉里面张望。我总觉得那燃烧的火苗从红得近乎透明的蜂窝煤里窜出来是特美丽的一幅画面。妈妈经常会买几个红薯放在炉膛里，于是晚上我们就有了这种香甜的简易夜宵。临睡前妈妈总是很小心翼翼地用湿煤封火，我还是会站在炉边观看，每每那时总是有一股刺鼻的气味混着一股湿热迎面扑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说到冬天，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吃妈妈自制的番茄酱。其实这番茄酱都是夏天妈妈和邻居的阿姨们一起做的。因为冬天买不到新鲜的蔬菜，但是为了保证小孩子的营养，这些妈妈们还是想方设法地将西红柿挤成汁密封储存起来。我还记得一到夏天，等着西红柿便宜到几分钱一大筐的时候，妈妈们就开始行动了。她们经常几个约好了到我家来。妈妈会事先在厨房里做一口大锅开始煮那些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玻璃瓶，说是消毒。然后其他几个阿姨们便开始整理西红柿。具体环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是记得要开水去皮，然后攥着西红柿往消毒好的瓶子里挤，灌满之后，再放上一层薄薄的塑料薄膜，压上瓶塞——一瓶西红柿酱就这样新鲜出炉了。做完之后，妈妈会在背阴处将这些大大小小的瓶子由高到低一摆，等到冬天我就又可以吃到那酸甜可口的西红柿打卤面了。坚强的人们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总是学会更多的发明创造，枯燥的生活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起来。除了西红柿酱，能干的妈妈还会腌腊肉，腌松花蛋，腌咸鸭蛋，她总是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总之，年幼的我丝毫没有因为生活窘困而感到过痛苦和难过，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

那段时间的记忆大多是和妈妈一起书写的。爸爸因为工作需要常年出差在外，有时候一呆就是2，3个月。那时候我真没什么太大的理想，每天盼着的就是希望爸爸早点回来。因为每次他回来都会给我带很多很多的好东西。什么大城市小朋友穿的衣服，鞋子，他们玩的玩具，甚至是当时刚开始流行的随身听，老爸都变着法儿地买给我。于是在厂里小朋友面前我总是特有面子，用个现在流行的说法算是走在时尚的最前沿。我每天都会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在得到爸爸的确切归期后，我经常兴奋的一个晚上睡不好觉。那时候我还有个习惯，就是喜欢趴在阳台上等爸爸回来。从我家的阳台上向外望出去远远正好可以看到接爸爸回来的班车。他一般是坐上午那趟从侯马接站回来的班车，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就到厂里了。我还记得自己常常是搬个凳子站在上面，恨不得探出半个身子向着车站的方向望阿，等啊，盼啊。只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一从班车上下来，我就会飞也似的冲下楼，朝爸爸的方向狂奔而去……，而我知道我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厚重的皮箱里的礼物，而是一个父亲切切实实的拥抱。

多少年以后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父亲的一本日记。那时他1985年在武汉出差时候的工作日记。其中有一页是这样写的：“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听文洁妈妈说她今天在幼儿园参加穿衣服比赛。别的小朋友大概都有爸爸妈妈陪着，可是今天我们的小文洁却只能自己参加了。她妈妈说今天要去城里医院看病，也不能陪她了。要是我能在，多给她拍几张照片该有多好啊。那么点儿的小孩儿，她那么可爱、又那么懂事，真的，亏欠孩子的实在太多了……”看到这里，一向坚强的我又一次哭了。

我住过很多房子。大大小小，质量不一，空间不等。有些之于我可以叫做家，而剩下的大多数大概永远只能挂一个房子的虚名，留在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此篇文章将要讲述的是我曾经珍视的那些房子的故事。

（一） 在山西

在山西，8年半，两处房子，每个都是家。

四岁以前一直住在山上。所谓山，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大山坡。坡上建了一些小平房，住着二三十户人家。只是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回家都要爬一个好高好高的坡，所以当时在我那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心砍儿里，那就是山了。我不得不承认，4岁以前的事情实在记不起什么。片断的生活，模糊的影像，爸爸妈妈的后来补充构成了我的全部记忆。那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院里一直放着一个小圆桌，夏天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外面吃饭的。跟大多数小孩子一样，我是闲不住的。尤其是一到吃饭时间，我便会跨上我那辆“座骑”——一辆小三轮车满世界乱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骑到别人家去蹭饭、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小时候我总觉得别人家的饭香。关于聊天，其实也就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妈妈说，我很早便会说话了，但就是不好好说。两岁以后更加过分，竟然自己编了一种语言。每天一到饭口，便忙不迭地出去和别人交流了。据后来妈妈形容，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况：邻居们在吃饭，而我站在一旁端个饭碗却不吃饭，嘴不停的叽了瓜拉地讲话。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也不管受众能不能接受，只是自顾自的说着，直到老爸老妈把我揪回去。妈妈为这事儿挺着急，到处找人问我的这种情况，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讲话了。 现在想来，这有什么的呢，说不定就是我一大天分，要不然现而今我也不会走上学语言的道路。不过话说回来，关于那段生活，我能实实在在记住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被公鸡啄屁股，还有一件就是一次未得逞的“离家出走”。

左邻右舍，一鸡一狗。大公鸡是出了名的凶，每天除了早起那三遍无比洪亮的打鸣，就是和我一样喜欢闲逛。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仿佛每个地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我挺害怕，每次碰到总是绕着老远走。偶尔也尝试着接近，因为我实在是爱极了他那身油亮动人的羽毛。有时候甚至有想去抚摸的冲动。我们常常会在某个拐角偶然邂逅，彼此注视一下，只是这目光并不深情。我知道他知道我，他也许也知道我在捉摸他。但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看见我这么一个可爱的娃娃他竟然总是警觉的面露凶光。终于有一天他向我发起了进攻，就在我志得意满从邻居家串门子回来的路上。具体细节完全忘记了，只记得我当时没命地往前跑，他在后面甩开膀子追。但我毕竟是小孩子，三下两下就被他撵上了，而我那致命的开裆裤最终成就了他攻击我的壮举。真疼啊，他这一嘴哆上去，我感觉好像一块肉掉下来了。好在我的哭声惊动了大人，于是一场公鸡快跑就在爸爸大声的喝斥中不了了之了。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象里，大公鸡当时很是不舍，原地站着，一直看着我。往前走一步又碍父亲的严厉，于是就在那里转阿，转阿；莫非他真的有话对我说……

再说离家出走，估计那应该算是我日后逃托儿所的一次预演。我们家住在山坡上，由于年龄小，我是很少有机会去看看山坡下的世界的。但是我的心却一刻也闲不住地飞了出去。我家是这一排住户的第一家，从这里望下去，正好是一个大斜坡，也是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每天一到下午五点多，我就会搬着个板凳坐在我家门口，看着熙熙攘攘，听着人声鼎沸。那场面煞是壮观，感觉就像是潮水往上涌，尤其是在那个自行车作为主要代步工具的年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山坡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又是怎么样的呢？好奇的心理无限填充着我并不开阔的眼界。在反复思考之后，我做了与个大胆的决定，要自己到山坡下看看，那年我不到4岁。

印象很深，那天爸爸出乎我的意料早早地下班了。我想若不是因为这个突然起来的变故，我的伟大的出行计划说不定能够实现。当然这是后话。且说那天，尽管爸爸的出现让我有点惊惶失措，但我依然决定按照原计划执行。下午5点，趁着爸爸在厨房做饭的工夫，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一个闪身钻了出去。一路小跑。虽说那会儿腿脚还不是很灵便，跑起来经常摔跤，还有一点要交待，我当时还有点儿罗圈腿，但是这次跑起来却出奇的轻快。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和热热闹闹的下班人群正面遭遇，现在想来当时的感觉就像是看海，海水迎面而来，很快就把我淹没在人声鼎沸的潮水中。说来也奇怪，竟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是下坡的，于是小小的我就像是一股逆流，拐了拐了的就冲下去了。一路上没什么风景，我个子本来就小，再加上左穿又挤走得也快，视野范围内所能看到的除了人腿，就是自行车轮子。也不管那么多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到下面看看去。然而我真是错误估计了爸爸妈妈的实力，就在我眼见着马上就要跑到大坡下面实现“夙愿”的时候，一双大手一把从后面揪住了我。还没等我回过神儿来，下一刻我就已经在空中了。迎面而来再也不是滚动的车轮，而是爸爸满头大汗的愤怒的面庞。接下来的故事自不必我多说：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个星期不许骑我的小三轮车。据爸爸后来说，当时他一直以为我在院子里玩，直到妈妈回来问他我跑哪去了。他才慌了神儿。忙不迭的跑出去，就看见一个小红点刺溜刺溜地正往大坡下面跑。老爸一眼就认出了我，那是太熟悉的动作了：一个不大点儿的小孩儿，拐着罗圈儿腿，穿着滑滑的小片儿鞋。他说当时心里那个担心阿，关键是车太多了，而且还不敢大声喊我名字，生怕我一害怕有一个闪失，就交待在那。于是也管不了那么多，说时迟那时快就和我妈兵分两路就下山擒我去了。我想，如果当时这个画面能拍成电影一定挺刺激的。远远地拉长焦距，只见得三股逆流在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嘿嘿，挺像武侠电影里的场面。

（未完待续）

（接上文）

我走的很慢，很不情愿，但却没有回头看。因为我知道背后是妈妈的目光在仅仅追随。往前看看，又突然觉得前面的托儿所是个长满无数眼睛的山洞。也许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是会灵光凸现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就这样倏地蹦进了我的脑袋里：为什么非要去托儿所呢？今天，我何不给自己放个大假。而且还减少了阿姨们的工作量，何乐而不为呢？我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暗暗得意起来。而且我知道妈妈那天不是去上班，而是要到离厂子挺远的一个县城去看病，大概很晚才会回来。爸爸呢，现在出差在一个叫武汉的地方，已经去了1个月了，估计今天回家的希望是不大了。

在各种强有力的理由面前，说服自己总是很容易的，于是乎在下定决心“出轨”之后，我轻快地跑上最后几节台阶，临了还不忘回首和妈妈告别。然后拉开门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然而，妈妈估计怎么也想不到，我并没有直接上楼去班里报道，而是小心翼翼地躲在了一进门的芭蕉树后。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很阴森，好像一个特务，透过大门上的玻璃悄悄地注视地外面的动静。远远地望着妈妈的身影在街道的拐角处消失，我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但我并没有很快行动，而是又等了大约五分钟才东张西望地从树后钻出来。所幸的是当时空旷的楼道里竟没有一个人，自然也就没有一个正义之师出来抓我当“现行”。带着一点点侥幸，带着一点点阴谋得逞的喜悦，我飞似地窜出了托儿所的大楼。我出逃的这个点儿是当不当正不正的，大人们都去上班了，孩子们上学的上学，上托儿所的上托儿所，所以出来以后，我竟莫名地有点害怕。但是事已至此，退路大概是没有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玩上一天，也不枉自己这看似天衣无缝的主意。

关于逃“托”的具体细节，现在回想有点模糊。不过好像当时我选择游玩的第一站是厂里的菜市场。那里人多也热闹，自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一门心思只想着玩，却没有考虑会碰见熟人让我的鬼把戏彻底揭穿。这个菜市场不大，基本的供应商是周边几个村子里的农民，所以自产自销倒也便宜。我在熙熙攘攘地人群中穿梭，左看看，又看看，在这里摸摸小兔子，在那边逗逗小金鱼，一切都特别新鲜，有趣。一路上，也碰见不少熟人。什么张爷爷，王奶奶啊，李叔叔阿，陈阿姨。他们都先是纳闷地看了我半天，然后才说：“嘿，这不是大平他们家闺女吗？”，“怎么跑这来了？你妈呢，你爸呢？”我倒是不含糊，丝毫没有半点做贼心虚的自责，反而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妈看病去了，我爸出差去了。就我一个在家。”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深问什么，就任由着我一个人在这里转悠了两多钟头（当然这是我猜的，我那时候连家门儿钥匙都没挂脖子上，更何况手表，嘿嘿）在我玩得正乐不思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我：“洁子，洁子。”回头一看，原来是赵爷爷。赵爷爷以前是我们家的老邻居。他也是北京人，儿子，女儿都在这边插队，不知怎么的他和老伴儿也就跟着过来了。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好，妈妈没事儿常带我去他们家串个门什么的。我和他的孙子孙女也经常厮混在一处玩过家家，玩骑马打仗。不过今天遇上他，我知道自己的出逃计划算是难产了。在仓惶地解释了一番之后，我老老实实地被赵爷爷带回了家。后来的事情记不太清楚，好像是在他们家吃了午饭，吃过饭还眯瞪了一会儿。醒来以后就一直看赵爷爷捏泥人儿。他有手艺，一团泥巴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变成栩栩如生的孙悟空，猪八戒。小孩子就是记事不多，考虑也不周全，在他们家这一呆，我似乎都快忘记自己上午的那个逃“托”壮举，甚至想象着晚上赵爷爷把我一送回家，我这一天就圆满了。谁知道在我沉浸在自己小小的满足中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花开两朵，各表一只。这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她其实临走的时候曾经托付一个阿姨晚上去幼儿园接我，但是等到她晚上回来的时候，被告知我根本今天就没有去。这下可好了，妈妈说她当时死的心都有了，明明是看着我进去的，怎么托儿所还能大变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呢。这下该怎么向爸爸交待，好端端一孩子转眼的功夫活生生就没了。而且当时，厂子里还盛传拍花子经常出没，佼佼上回就差点儿被人拐了去。

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感叹，没手机就是不方便啊。要是当时妈妈有个手机，赵爷爷打个电话说我在他们家，妈妈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发了疯地满世界找我。当然，我也就不会挨那顿痛打。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幕：傍晚，赵爷爷送我回家，远远的我就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女人。也不知怎么的，我当时愣是没认出那就是我妈。这也难怪，妈妈平时都温温柔柔的，说话也不大声；可那个女人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还有点披头散发。然而，火眼金睛的她却早就发现了我。只见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赵爷爷面前，还没等和老人家寒暄两句，一把就把我从赵爷爷身后揪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身上来了几下：“这孩子怎么回事儿，跑哪去了？！”我大概是由于心虚，一没敢顶嘴，二更没敢哭，只是任凭我妈把我拖回了家。后面的事情，我想犯过同等性质错误的兄弟姐妹们都应该十分清楚。一顿打在所难免，我当然也挨的其所，虽然并不快哉，快哉。只记得，妈妈当时的武器除了一个鸡毛掸子，就是她的眼泪。

事情最后以我的承认错误最终得以平息，我终于又开始老老实实地去上托儿所了。尽管我还是很不喜欢听阿姨们关于“帮”的叫法，但我终究只是个小孩儿，渐渐的也就没有那么太在意了。后来爸爸出差回来了，我竟第一个儿像汇报光辉事迹一样把自己逃“托”的壮举告诉了他。

（二）逃“托”篇

我之所谓逃“托”儿，算是我这小半辈子的一大壮举了。“托”就是托儿所的简称。“逃”自是不言自明。此处借用“逃学”这一人们喜闻乐见的说法儿，也算是给大家有个明确的交待。

当年我五岁，托儿所大班儿。班里的孩子都是这个厂子的子弟，看孩子的阿姨们也可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因此上上下下其乐融融。我之所以没有叫她们“老师”，其实是出于一点点私心的。这话还得从头说起。我属于颇为早熟的那一类小孩儿，有主意，且蔫大胆。自认为懂得不少，其实啥也不知道，但是在同龄的小朋友面前，却挺能咋呼。大人们经常说我像个小大人儿，以前觉得这是一种褒扬，然而现在想来，还真是够讽刺，因为我现在偏偏最烦的还就是那种特“小大人儿”的小孩儿。尤其是那些经常出现在电视里，一问到“长大以后想干做什么”就会回答“我以后要当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的小孩儿。话说回来，那时作为典型“小大人儿”的代表，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听大人讲话。无论他们谈什么，我听得懂听不懂，我都会竖着耳朵听。回家听爸妈说，在托儿所自然听阿姨讲。托儿所的阿姨们像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不仅话题丰富、广泛，而且涉及人物众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们用词还相当鲜活。也就是从她们嘴里我第一次知道“帮”原来在形容人的时候是一挺带有轻蔑色彩的贬义词。因为一个阿姨曾经当着我们一群孩子的面儿对换班儿的另一个阿姨这样抱怨： “这帮孩子真讨厌，叽叽喳喳的，事儿特多！”这句话当时让我琢磨了半天，尤其是“帮”这个词儿。我就不明白听起来特不舒服的一个词，她为什么要拿来形容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呢。然而后来，我终于也认识到原来大多数时候她们的笑容其实是虚伪的，但这个发现竟让我感到了些许的恐怖。于是“恐师症“一下子在我身上落了病根儿。

说到“恐师症”这大概是我从小到大一直还不能康复的病了吧。说来也怪，一向胆大的我只要一见到老师就心跳加快，不仅站得笔杆条直，而且还像做了亏心事儿一样不敢抬头看他们。我总觉得她们时刻要批评我，因为在她们眼中我不外乎是那些让人讨厌的，事儿多的一“帮”孩子中的一员。还记得那时候，我最害怕的事儿之一就是上托儿所的时候迟到。一旦迟到，全班小朋友都坐在那里等你，三十多双眼睛会齐刷刷地望着你，当然也包括阿姨们满脸的不高兴。好像我的到来打破了她们原有的太平似的。好在每次都是妈妈把我送到班里，所以我也就仗着自己有这个靠山对他们各种目光视而不见。

然而，饭终究是要自己吃的。那一天，妈妈因为赶时间，只把我送到了托儿所大门外。我求她送我进去，可是却遭到了婉言拒绝：“乖，自己去吧，妈妈上班要迟到了。我在这儿看着你进去。”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通往托儿所的18级台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